郑作新：中国现代鸟类学奠基人之一

　　郑作新(1906年11月18日-1998年6月27日)，鸟类学家、鸟类地理学家，中国现代鸟类学、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鸟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鸟类地理学的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鸟类区系调查和系统分类的研究工作中，写出1000多万字的论文和专著，一向着重鸟类亚种分化的研究，并提出物种起源地的估测及低等亚种被排挤的观点，为生物进化论提供了有力的补充论证。

　　生平概况

　　福建省郑作新，1906年11月18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家庭里，家境贫寒，父郑森藩长年在外地任盐务局职员、中学教师、中学校长等职。郑作新五岁丧母，他和妹妹二人由祖母扶养。

　　郑作新自幼勤奋好学，在上小学时因成绩优良，连续跳级两次。他向往大自然，爱好体育。中学毕业时才15岁，因不够大学入学年龄，几经周折，才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学习，是该校年纪最小的学生。他提前半年学完了大学课程，于1926年夏赴美考入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生物系。当时经济拮据，路费是亲友资助的，上学费用开始时只好依靠半工半读维持，后在该校任助教，并获得研究院和中华教育科学奖学金，得以专心攻读。1927年获硕士学位，1930年获科学博士学位，学院还颁予Sigmaxi金钥匙奖。这是美国大学研究院奖励学生的最大荣誉，时年23岁。教授们称赞他是获得博士学位中最年轻的一个。他所撰写的长篇博士论文，被推荐在较高水平的德国学术刊物上发表。

　　在美求学期间，他主要研究动物发育学，但有一次他在一座博物馆里看到一只羽色艳丽，体态优美的大型鸟时，他认出这是产自中国的金鸡，而却由瑞典人林耐氏发现并命名。这极大地伤害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因而立志要研究中国鸟类，开创祖国的鸟类学研究事业。毕业后他谢绝了美国有关单位的挽留和优厚待遇，毅然于1930年返回祖国。回国后，被母校福建协和大学聘为动物学教授兼系主任，1938年兼任教务长，以后调任理学院院长等职。

　　协和大学是一所由美英等国教会办的学校，当时教材都使用英文课本，教课悉用英语，为了适应教材内容，连实验的标本也都靠进口。郑作新认为要为祖国培养人才，首先要解决教材问题，于是率先用中文编写了《大学动物学实验教程》(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出版了《脊椎动物分类学》和《普通生物学》(1938年)。这些教材当时被很多大学生物系所采用，直至建国初期一些大学仍在沿用。在任教期间，因当时政治腐败，经济衰落，根本没有用于购置仪器设备、药剂、文献资料等的研究经费，一切都得自己动手筹措。由于他不断的努力，当时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的鸟类研究，终于开展起来了。他带着学生到野外观察、采集，并举办鸟类展览，使学生对鸟类发生兴趣。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迁到闽北山城邵武。邵武地处武夷山脉，鸟类资源丰富，经几年的调查研究，于1941年发表《三年来邵武野外鸟类观察报告》。这是国内第一篇不但列出野鸟的种类，而且提到它们居留期间和数量的报道，受到当时生物学界的重视。随后，继续在闽江流域及附近山脉和地区进行鸟类及其他脊椎动物的考察，并发表一系列科研报道。在此期间，于1938年还用中文创办《协大生物学报》，在当时国内大学中独树一帜。

　　1945年3月，被美国国务院文化司聘为“客座教授”赴美讲学和访问。此时他查看了各有关单位和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鸟类标本，特别是模式标本，还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鸟类的外文文献资料。1946年回国，继续在协和大学任教，并对中国鸟类进行全面的考察整理。1947年由中国科学社发表了《中国鸟类名录》，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自行研究撰编的全国性鸟类名录。这部名录列出中国鸟类1，087种、912亚种，合计1，999种和亚种。这不但超过从前外国人(N.G.Gee等，1931)撰写中国鸟类共1，031种和亚种的数目，而且还做了不少改错订正的工作。同年，还在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刊物上，发表《中国鸟类地理分布的初步研究》，这是中国动物地理学研究的滥觞。是年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学生运动。郑作新因对进步学生表示同情，又未能阻止学生参加全市的示威游行，受到省政府的谴责与处分。他于是愤然辞职，到南京国立编译馆任自然科学编纂，主持自然科学名词的审订工作，兼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在此期间他仍坚持进行鸟类研究，发表论文。据统计自1930年回国任教到1949年共发表科学论文51篇。

　　到南京任职后，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节节胜利，在国立编译馆，大家都在选择去留。对国民党已感到失望的郑作新，做出了他人生中重要的一个抉择，留下来迎接解放，为新中国搞科研，因而他谢绝了馆方送来赴台的飞机票，迎来了南京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50年调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机构的筹建工作。从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成立到改建、扩建为动物研究所，他从未间断过鸟类的研究。经50多年的钻研，发现鸟类新亚种16个，先后写出15部研究专著、33种专业书籍、80余篇研究论文和250多篇科普作品。他的很多著作被译成英文、德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由于学术上的突出成就，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还被推选为日本、德国、英国鸟类学会通讯会员，美国鸟类学会荣誉会员，三次连任英国世界雉类协会副会长，现任会长。建国以来，曾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执行谈判合作等任务。

　　他是中国动物学会发起人之一(1934年)，历任秘书长、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他也是中国鸟类学会的发起人之一(1980年)，被推为第一任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长。目前还兼任世界鹤类研究中心、中国动物园协会等几个学术团体和组织的顾问。

　　他非常关心科学知识的普及，亲自撰写250多篇科普文章，还数次参加青少年的集会和夏令营的活动，向他们传播科学知识，他常谈及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科技事业的发达兴旺要靠他们。

　　郑作新在科学园地里耕耘了60多年，对中国鸟类学和动物地理学作出了很大贡献。曾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学奖三项(1978年)，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979，1985年)、特等奖(1986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7年)及一等奖(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9年);还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科学荣誉奖(1981年)，及美国国家动物协会的国际特殊科学成就奖(1988年)。1989年获科学院颁发的科学荣誉章。

　　鸟谱立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科学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郑作新从事鸟类研究不但有了工作助手，而且具有以前从未有过的设备、标本与中外文献资料。他认为要进一步开展鸟类研究，首先要对全国鸟类资源作一番全面系统的调查，摸清“家底”。

　　50年代初，他带着助手们前往河北省昌黎县林区调查农林益鸟及其繁殖和生活史，并对它们进行招引。经过几十个日日夜夜的观察，他们发现自然界存在一个尖锐问题：鸟儿越少，虫儿越多。世界上的鸟儿如果绝迹，就将严重损害人类生存的利益。一只大山雀雏鸟每天要食掉相当于它本身重量那么多的昆虫，黄鹂、杜鹃、家燕、啄木鸟等益鸟，称得起是人类宝贵的朋友。它们甚至能消灭人工难于防治的害虫，如躲在卷叶里的桃小食心虫，或在树干里的天牛幼虫等。通过1952—1955年几年的观察和检验，发现主要食虫鸟有53个种与亚种，发表了《河北昌黎果区主要食虫鸟类的调查研究》的文章，引起国内的重视，各地相继开展了这项工作。

　　在50—80年代，郑作新经常参加或主持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国内各地鸟类的考察。1956—1957年，他率队前往云南参加中苏合作的亚热带生物资源考察;1957—1958年赴湖南考察;1960年去海南岛考察;1957—1960年参加南水北调的考察;1960—1980年主持组织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的生物组工作;1974—1976年赴江南一带及东北地区进行以水禽为主的鸟类调查。几十年来，从南方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森林，到北方茫茫无际的大草原，从喜马拉雅山麓到黄海之滨，到处都留下了他辛勤考察的足迹。野外考察十分艰苦，又有危险。在云南的一次考察中，郑作新由于体力不支从马背上摔下来，伤及胸部。但为了繁荣祖国的科学事业，郑作新和他的助手克服各种困难，收集了成千上万个标本，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创建了中国规模最大的鸟类标本库(约有6万号标本)。几十年来，郑作新观察、对比、鉴定了数不清的标本，查阅了数以千计的中、外文专著和论文。一部分中国鸟类原始的模式标本被国外所收藏，还要到外国的大型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去查看和研究。郑作新于40年代赴美国，50年代往苏联与德国访问时，就先后在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动物研究所，柏林博物馆等，查遍了这些机构的中国鸟类标本收藏，特别是模式标本，终于在过去出版的《中国鸟类目录》的基础上，在50年代末期(1955—1958)发表了《中国鸟类分布名录》。此书详列了当时所知的中国鸟类及其在国内的分布，是研究中国鸟类的必要工具书。出版后又根据历年考察的结果，有所增益，在1978年印出第二版。郑作新于1981年访美时，他的母校密歇根大学为此书颁给他科学荣誉奖状。1963年由他主编出版的《中国经济鸟类志》，美国商业部把它译成英文本，并制成了缩影胶印本广泛发行。为了适应国际上的需要，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和联邦德国的PaulPreyScientific Publishers出版公司邀请郑作新用英文编写《中国鸟类区系纲要》一书，并在1987年出版。书中列入到1982年为止的中国已知的所有鸟类，共有1，186种和953个亚种，分隶于389属、81科、21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发现的24个新亚种，并附有分布图828幅和分布总表。《纲要》比《中国鸟类分布名录》又新增加20种、64亚种。《纲要》首次对中国一个纲的动物(鸟纲)进行分类、分布、繁殖、生态等做了全面而有系统的综合总结，提供了有关中国鸟类的完整资料，成为国际上鸟类学经典著作之一。这项研究为有益和有用鸟类的增殖和引种驯化，为资源动物学、动物地理区划和农业区划等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中国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制定与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美国国家野生动物协会评选郑作新为1988年度国际自然保护特殊成就奖的获得者，并推派会长J.D.海尔博士来京于1989年5月26日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海尔说授奖仪式在美国国外举行，在该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也是第一次颁发给一位中国的学者。

　　在鸟类亚种的分类工作上，郑作新也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关于鸟类分类的工作，世界各国鸟类学家已经做了二、三百年，现今在北半球的范围内，鸟的新亚种已经很难发现了。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鸟类工作者就一共发现了24个新亚种，包括郑作新独自发现和他的助手合作发现的16个。其中郑作新等所发现的“峨眉白鹇”最有轰动性。发现白鹇新亚种的论文于1964年在中国《动物学报》上发表后，曾把论文的抽印本寄赠给原东德的著名鸟类学家E.施特斯曼教授，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赞许。美国芝加哥博物馆的F.史密斯30年代曾在中国四川采得白鹇，但他并未发现这是个新亚种。他的后继者M.A.特雷勒60年代重新查看这个鸟类标本，才研究出这是一个新亚种，他为了尊重郑作新教授在中国鸟类学上的贡献，拟命名为“郑氏白鹇”，并写成论文投登英国的一个著名鸟学专刊。这个刊物的主编把这篇论文寄给施特斯曼教授审查，他确认这个新亚种已经由郑作新本人先发现了。特雷勒命名的“郑氏白鹇”只不过是郑作新教授发表的“峨眉白鹇”的同物异名，因而不予刊出。事后施特斯曼博士写信给郑作新说明了中国的这一领先发现。郑作新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随后，郑作新综合研究了白鹇的所有亚种，它们分布在东南亚各地，而最多数的亚种是集中在云南南部，因而认为此处可能是白鹇的起源地。白鹇所有亚种的雄鸟都具有白色尾羽，这无疑是比较发达的特征。而峨眉白鹇亚种的雄鸟却具有黑色的外侧尾羽;另有二个亚种的雄鸟，其外侧尾羽亦杂有明显的黑斑，一个在海南岛，另一个在越南南缘。这三个亚种由于雄鸟的外侧尾羽尚未完全变白，因而认为是比较低等的亚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低等亚种却都住在白鹇分布范围的边缘地区。以前一般认为存在低等类型亚种的地区是这一个种的起源地，郑作新依据白鹇的亚种分化与分布情况，认为比较低等类型的亚种并不在种的起源地，而是被排挤残存在这一个种分布范围的边缘。不但亚种如此，郑作新近来研究种的进化，发现在一个属中，高等类型的种也是在属的起源地，而低等类型的种却被排挤到边缘地区去。这从噪鹛及鸦雀等种的演化上都可提供证据。这是郑作新的独特见解。他认为这与达尔文进化论优胜劣汰的提法是相符的，是对生物进化论具有理论意义的补充论证。

　　郑作新通过对亚种分化的分析，还提出亲缘种在亚种分化上有平行趋向，因而对它们的亚种分化可能进行预测。在鸟类中的大陆亚种与附近岛屿上的亚种相较，后者翅膀常较前者为短，他认为以此可得知岛屿上的亚种是有定向分化的意义。

　　近年来一般的家禽书籍都记载中国家鸡是从印度引入的。这来源于达尔文的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达尔文的论断只是根据一部《中国百科全书》。郑作新根据对中国许多有关古籍的仔细查考和到云南南部等处的实地考察，又参照考古发掘史料所取得的证据，断认鸡的驯化在中国至少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并不晚于印度首先提到家鸡的《玛奴法典》(公元前1200年)。根据考证，他认为可以有力地说明中国家鸡的祖先是中国的原鸡，是由中国人自己进行驯化的，而不是由印度引入的。

　　动物地理学

　　全世界现划分为6个动物地理界，中国境内拥有两界，即古北界与东洋界，这是中国动物种类特别丰富的一个主要原因。关于这两界在中国境内的划分问题，1876年英国学者A.R.华莱士主张把分界线划在南岭，南岭以北为古北界，南岭以南为东洋界。学术界长期依此种划分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作新等于1959年出版的《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专著中，根据兽类和鸟类中的特有种、优势种、主要经济种等分布状况的分析，提出应以秦岭为分界线的观点。他认为这种划分不仅在兽类和鸟类区划中是适当的，而且与土壤、植被、气候等区划也很相符合。他还根据实地考察，把全国的2个动物地理界划分为7个一级区和19个二级区。这种划分在国际上是首创的，至今仍为国内外所沿用。在动物亚界的划分中，他把古北界分为东亚亚界、中亚亚界及草漠亚界，后一亚界也是首次提出的。这个亚界把中国北方的沙漠地带通过中亚和阿拉伯的高旱地区，一直连至非洲北部的西撒哈拉沙漠，形成一个贯通北半球的特殊生境地带，这在国际地理学上具有参考价值。

　　郑作新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鸟类区系纲要》，可以说是截至1982年中国已知鸟类的一本总汇。书中列出的中国鸟类分布总表，不但可使人们了解国内各地究竟有什么鸟，而且可一目了然地知道各种鸟的分布范围。

　　鸟类保护

　　麻雀在50年代初，麻雀被列为“四害”之一，许多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灭雀之战。在动物学界对是否消灭麻雀是有不同看法的。郑作新认为，麻雀是最常见、分布最广而且与人类经济生活关系最密切的鸟，应对它进行充分研究。他和同事们去河北昌黎和北京近郊农业区采得848只麻雀标本，逐一剖验嗉囊和胃部，从中发现麻雀在冬天以草籽为食;春天喂雏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幼鸟的食物中，虫子占95%;秋收以后主要啄食农田剩谷和草籽，在收成季节对农区和贮粮所是有相当害处的。但在林区、漠地、城市，害处并不显著，相反在它繁殖季节还有一定益处。总之，对麻雀要依不同季节和地区，加以区别对待。1957年他写了《麻雀食物分析的初步报告》在《动物学报》上发表，并在报刊上撰写文章介绍麻雀的益和害。1959年国务院通过《农业发展纲要》时，把“四害”中的麻雀改为臭虫。人们说是郑作新使麻雀免遭灭顶之灾。

　　早在30年代，他就已指导学生进行鸟类的食物分析，并研究它们的益害问题。50年代在河北昌黎继续进行关于吃虫益鸟的调查，引起国内各地对益鸟调查与保护的研究。随后他带着助手在国内各地进行综合考察时，都特别注意当地的食虫益鸟，并于1961年作出总结性报道，列出国内主要食虫的益鸟24种。

　　1975年郑作新应邀往哈尔滨自然博物馆鉴定鸟类标本，后又被省林业局邀往齐齐哈尔参加渔场区的鸟类鉴定。他发现渔场周围有一望无涯的芦苇沼泽地，沼泽芦苇间有许多不同种的鹤类，当时就建议当地政府和林业局领导考虑建立保护区。1976年终于在这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鸟类保护区——扎龙鹤类保护区。目前国内专为鸟类而设立的自然保护区已有数十处。

　　学术交流

　　郑作新非常重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50年代中期曾经与苏联科学家合作在云南南部进行考察。1957年两度赴苏联及民主德国进行鸟类学术研究，并作学术报告。1978年应邀前往英国参加雉类协会召开的第二届世界雉类科与松鸡科专题学术会议。在会上作了“中国松鸡的分布和生态研究”及“中国动物区划”等报告。会上被推为该协会的副会长，连任三届，又于1986年被选为终身会长。访英期间，受全英鸟类协会邀请在牛津大学、苏格兰和英国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作了讲话。这次访问为增进中英两国鸟类学工作者的学术交流和友谊作出了贡献。1980年，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日本北海道参加国际水禽和鹤类的研究讨论会。他不仅在会上作学术报告，还在每晚的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中国鸟类研究的进展和成果，并回答有关学术问题。所讲的内容翌日见报，并用大字号印出，说明日本学术界对他的重视。同年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前往美国进行科学谈判，并在哈佛大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世界鹤类研究中心、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作了关于中国鸟类的学术报告，并应邀作了广播讲话。随后他又数次作为中国鸟类学考察团团长分别前往澳大利亚、日本、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谈判。作为世界知名的鸟类学家，他在这些国际交往中所作的努力，既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友谊，同时也扩大了中国科学工作在国际上的影响。

　　郑作新不仅是一位学有成就的科学家，还是一位热心教学的教育工作者。他曾多年在福建协和大学任教，又在其他几所大学兼任过教授。他培养了成百名的鸟类专业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目前已90岁高龄，仍在带博士研究生，他的学生中不少已成为教授、研究员，遍布国内外各学术单位。他既传授知识，又以他的作风和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教育着学生。他治学严谨，工作勤奋，几十年来从未休息过节假日，连春节也在研究室里工作，现仍抱病继续编写《中国动物志——鸟纲》的专著。他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数次出国节省下来的外汇不是给研究所买回仪器和文献资料，就是如数上交。他说“我们国家还不富裕，这点外汇来之不易，要用在该用的地方”。不久他又把中国科学院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等颁发给他的奖金捐给所里作为奖励鸟类工作者的基金。

　　郑作新于1951年参加九三学社，曾任该学社中央委员，现任中央参议员。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郑作新的座右铭是：“生命有限，学问无涯，不能浪费时间”。他的最大心愿是“一个中国人，总要为中华民族留下一点东西，增添一点东西”。这心愿至今仍是他孜孜不倦地在科学园地里辛勤播种、耕耘的动力。

　　人物简历

　　1906年11月18日　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1921—1926年　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毕业，获学士学位。

　　1926—1927年　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获硕士学位。

　　1927—1930年　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获科学博士学位。

　　1930—1947年　任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教务长、理学院院长。

　　1936—1946年　兼福建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福建科学馆生物部主任。

　　1945—1946年　美国国务院文化司客座教授。

　　1947—1949年　任南京国立编译馆自然科学组编纂，兼中央大学教授。

　　1950—1952年　任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科学名词室主任。